花野maria

谢谢大小姐，谢谢小少爷，属下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。两人见自己的金饭碗算是保住了，不由的松了一口气，连忙道谢。

出了门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。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。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。整整一个星期，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，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，但却感觉筋疲力尽。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坦率地讲，那时，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，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，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。然而，有一点是明确的，一旦回到兰州，我一定会不知足了――我没有回兰州，上西安找谭梅去了。回到丈母娘家，为了面子，我将北京之行说的紧张而忙碌，又换来了亲人朋友的诸多鼓励。我知道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，但是我也知道谭梅从我超标的酒量上看出了破绽，西北男人借酒消愁的习惯古已有之，我至少在妻子面前露馅儿了。那天我醉了，踉踉跄跄地被谭梅的姐夫搀着下楼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兰州部队的一个熟人发生了口角，那人似乎是说了一句什么挑衅的话，我一时性起，挣脱姐夫，大声地冲他嚷嚷：告诉你们，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，你们等着瞧吧！酒后吐真言――深藏心底的愿望坦露无遗。酒醒后，一切都忘了，唯有那句狂言记得真切。其实大家都没有在意我的狂话，和那个朋友事后也言归于好。只有我觉得像是隐私被揭穿一样地惴惴不安，老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嘲笑我，回头一看，其实空无一人……除了我自己，也许没有人在意什么。人最怕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知足。我也承认，我的梦想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冲动，我那么渴望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，甚至开始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。很多年后，有一天，我和我侄子朱涛聊天，给他讲起自己当年的这段经历。小涛当时刚刚大学毕业，在北京找工作，会意地给我讲起了中学的一篇英语课文：名字叫《DAY DREAM》（《白日梦》），说是西方有一种做法，没事的时候幻想自己的未来，想得越具体越好，想得越遥远越好，然后将自己的白日梦大声地讲给周围的朋友听，让所有的人知道。从此，碍于说到做到的面子，不断激励自己，不断将别人的嘲讽做为前进的动力。据说克林顿从小就口出狂言我长大了要当总统。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，与东方人不同。现在想想，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。我当年的那句狂言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，然而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种背水一战，拼死一搏，却神奇般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