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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前台处，我轻声问一个值班的小伙子：请问标准间多少钱一天？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员，似乎从穿着和相貌上看出我是外地人，不屑地甩过一句：二百六！接着追问：您住几天？不屑的眼神继续着……噢，谢谢！我替朋友打听的我遮掩着自己的尴尬。但是，我知道无论怎么掩饰，那种难堪一定写在脸上。我低着头快步走出大门，不长的路显得很远，我不敢回头，觉得许多眼睛在看我。其实我错了，除了自己，没有人会在意发生在这个异乡青年人身上的事情。走出大门，我在长安街上奔跑了很久，直到气喘吁吁地停在一个家属院无人的角落里。我倚着墙蹲了下来，抱着头，心绪如麻――在一个陌生的城市，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，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价值所在，甚至没有了希望和幻想。后来《艺术人生》中的很多嘉宾都有类似的经历，而且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。然而走过来了，发现挺庆幸，因为困难成了自己的战利品，成了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当初置身其中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真的难以名状。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：住不住燕京饭店有什么关系?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要找的人。开弓没有回头箭!我是男人！至今我时常用这四个字鞭策自己。于是，又回到了东门，继续等侯！高立民的电话仍然没人接。第四天，我依旧一早来到东门打电话等待。看见台里上班的人越来越多，许多人拿着证件接台外的人进去办事。每当有人从书包里掏出证件直接被武警放行时，我都羡慕不已。在东门遥望中央电视台里面，一个高楼，一个矮楼，高的叫方楼，矮的叫圆楼，来来往往的人熟练地念叨着这两个楼的名字。这时，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子从东门出来，大声地叫着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人从远处跑来，跟着小姑娘办好手续便进了门。不一会，小姑娘又出来，又接进去两个人，看的出小姑娘可能是专门负责接人的，小小年纪，权力不小。传达室的阿姨见到她便直接办证，还笑呵呵地搭着话。当小姑娘第三次出来的时候，我硬着头皮迎了上去，厚着脸皮和人家搭讪。以前从来没有和陌生女孩说话的习惯，这次实在被逼无奈，只能不择手段了：小妹妹，你是哪个部门的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来找人，可是人不在，我想进去找，没有人接。我是兰州的军人。那你跟我说也没有用呀！给你看我的军人证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找《地方文艺》的人。我不能随便接人！女孩斩钉截铁地说，白了我一眼就又进去了，弄了我一个大红脸。30岁的人了，又是当兵的，跟人家中央电视台的年轻女同志套磁，人家怎么想我？我沮丧地站在门口，忽然多了一个心理负担，想挽回点面子，真希望高立民能马上出现救救场。没多久，那个小姑娘又出来接人，见我站在那里脸都冻红了，主动问：那个军人，你过来。我问你，接你的人还没有联系上呀？我摇摇头。我再看看你的证件。我赶忙掏出军人证递上，照片上穿军装的我挺精神，至少比当时落魄的样子要神气得多，小姑娘仔细看着我的证件，我连忙解释：千万别误会，我是实在没办法了，看你来回接人才求你帮忙给问问。也许我的长相实在不像坏人，要不就是当时的样子实在可怜。小姑娘想了想说：这样吧，我把你弄进去看看，要是找不到你的朋友就赶快出来，千万别自己乱跑，千万别说是我接你进去的！真是太感谢了!我简直觉得遇见了大慈大悲的菩萨，千恩万谢地跟着她来到传达室的阿姨那里，先将自己的证件递上，在一个小本上简单登记，阿姨将登记的表格撕下一半，盖个印章给我，再将一个写着号码的不干胶贴纸贴在证件的背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