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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年年底的一天，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，寒暄之后，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，没有说具体事情。说实话，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，说者无心，听者却有意了。我总得有种隐隐的冲动――想去北京走走。这一次，妻子在西安演出，团里不是很忙，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，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，懵懵懂懂来到北京。还好，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。到了北京，才知道天下有多大，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，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，在兰州时的小小成就和得意一扫而光。杨平有公事要办，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。奇怪得很，在家时最希望忙乱中能闲上一天。到了北京，却闲得人心慌，看着清洁工忙碌地扫马路都觉得比自己充实。看来闲也是一种心境，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。高老师很忙，杨平也很忙，中央电视台的人更忙，我不好意思打扰，就一天天在街上闲逛。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在繁华，但是宽阔的长安街，林立的大楼，陌生的北京人，忽然让我觉得不踏实，这是我的家吗？我觉得我像个游客，我甚至想家了，我明白想家就意味着胆怯――终于有一天，大家停下手里的活，高老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，印象特别深，吃的是当时兰州还没有、在北京尚属时髦的麦当劳，几个汉堡，一人一个盘子，冰凉的饮料。当时觉得味道很怪，哪有我们兰州的火锅好吃呀！饭后，我得到了一次奢侈的活动安排――参观中央电视台！进门的时候几个朋友在一起，由他们交给武警一张纸条。当时觉得进门真容易，后来才知道那张纸条叫进门条。许多天后，为了弄一张这样的纸条，我竟然费尽了周折。进中央电视台的兴奋自不用说，像刘姥姥进大观园――只不过比刘姥姥矜持一些，其实也是故作镇静。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了一眼演播室，没有录像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，黑洞洞的，像个大仓库。那时只觉得中央电视台真大，大大小小那么多演播室，他们随意指着一个说：《正大综艺》在这里录！我一下子兴奋了很久，原来不看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就是在这里录的呀！参观是短暂的，中央电视台不是旅游景点，里面的人忙得不可开交，走路都是一溜小跑。转悠了一圈，时不时地碰见几个脸熟播音员，也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，一趟走下来，转得我晕晕乎乎。道别的时候，高老师的脸上还带着些许歉意：让你大老远的来一回。我对她的话至今感激涕零，因为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：机会不会在北京等着我，我得自己去找它去！出了门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。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。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。整整一个星期，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，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，但却感觉筋疲力尽。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坦率地讲，那时，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，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，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。然而，有一点是明确的，一旦回到兰州，我一定会不知足了――我没有回兰州，上西安找谭梅去了。回到丈母娘家，为了面子，我将北京之行说的紧张而忙碌，又换来了亲人朋友的诸多鼓励。我知道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，但是我也知道谭梅从我超标的酒量上看出了破绽，西北男人借酒消愁的习惯古已有之，我至少在妻子面前露馅儿了。那天我醉了，踉踉跄跄地被谭梅的姐夫搀着下楼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兰州部队的一个熟人发生了口角，那人似乎是说了一句什么挑衅的话，我一时性起，挣脱姐夫，大声地冲他嚷嚷：告诉你们，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，你们等着瞧吧！酒后吐真言――深藏心底的愿望坦露无遗。酒醒后，一切都忘了，唯有那句狂言记得真切。其实大家都没有在意我的狂话，和那个朋友事后也言归于好。只有我觉得像是隐私被揭穿一样地惴惴不安，老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嘲笑我，回头一看，其实空无一人……除了我自己，也许没有人在意什么。人最怕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知足。我也承认，我的梦想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冲动，我那么渴望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，甚至开始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。